饒宗頤簡介    

饒宗頤,字伯濂、伯子,號選堂,又號固庵。1917年生,廣東潮州人。于一九四九年遷居香港。素有國學大師、漢學家之稱,對敦煌學、古文字學、詞學均有研究,并且精通梵文。有人稱他為“國際矚目的漢學泰斗”、“亞洲文化的驕傲”,余秋雨也曾經評價說:“香港有饒宗頤,已經不是文化沙漠”;季羨林也曾經說:“近年來,國內出現各式各樣的大師,而我季羨林心目中的大師就是饒宗頤。”香港大學修建了“饒宗頤學術館”;潮州市政府也在其家鄉修建了“饒宗頤學術館”。2011年8月18日,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在香港大學看望饒宗頤。2011年12月13日,國學大師饒宗頤被推選為西泠印社第七任社長。

    饒宗頤

  采訪正文


   季羨林、李嘉誠祝賀饒宗頤90大壽


   曾蔭權向“終身成就獎”得住饒宗頤祝賀


   在香港接受西泠印社社長聘書


   香港饒宗頤學術館之友成立


   溫家寶會見給國學大師饒宗頤


   饒宗頤著書


   饒宗頤雕像揭幕儀式在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內舉行


   “饒宗頤學藝展”在中央黨校舉辦.jpg


   接受采訪


采訪人:王辛(香港)

前言
久聞饒宗頤先生是當代絕無僅有的百科全書式的國學大師,其煌煌巨著《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全套共十四卷二十大冊,學問遍及上古史、甲骨學、簡帛學、經學、禮樂學、宗教學、楚辭學、史學、中外關係史、敦煌學、目錄學、古典文學及中國藝術史等十三大門類。學術界尊他為“整個亞洲文化的驕傲”、“國際矚目的漢學泰斗”。他沒有耀眼的學歷,卻獨闢蹊徑,成為蜚聲國際的歷史學家、考古學家、經學家、文學家以及書畫大家。這樣一位傳奇性的人物,他那在許多人看來枯燥乏味、高深莫測的學問,對現代人究竟意味著甚麼?他獨特的學術道路和研究方法,對后輩學子的啟示又是甚麼?
當然,這是一個太大的話題,但筆者得知,饒教授運用甲骨文研究上古史,運用敦煌學研究中古史,都是在追尋中華文明的源頭。他認為,研究問題,要窮其“源”,才能搞清“流”的脈絡。他或許也認為,認清中華文化在人類文明中的位置,探得中華文明獨一無二持續幾千年的奧妙,才能清醒地把握中華民族的今天和未來。而讀了饒教授在北大百年校慶紀念會上的講演《新經學的提出--預期的文藝復興工作》,自覺對他的學問有豁然開朗之感。我以為,饒教授在文中“充滿信心地預期,二十一世紀將是我們國家踏上一個‘文藝復興’的時代”,提出“重新塑造我們的新經學”,正是基于他近七十年來對中華文明“源”、“流”的追尋研究和深刻認識,他的“預期”和“希望”,對中華民族的復興,實乃發聾振聵之說!
饒教授提倡“新經學”,但絕不是固守舊學的老古董。精通英、法、德、日、印度語等多國語言文字的饒教授,治學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具有“世界眼光”。他一生多次游學海外,所謂五大洲已行四,只有南美洲沒去過。他研究中華文化從來不是閉門造車,而是非常重視學術與文化的對外交流。他的弟子鄭煒明博士指出,可以說,四大古文明都是饒宗頤文化史理念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他認為這個世界的歷史自古以來便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文化交流的歷史,就是人類發展的歷史。因此,他主張不能只從中國本身看中國,而應從世界的觀點看中國。正因積學深厚、視野開闊,他做學問才能夠貫通四方,融會古今,如季羨林先生所贊譽的“最善于發現問題,最能提出問題”。
饒教授也指出,“懷疑精神基本上是做學問的一個條件,學術上沒有甚麼事情是不能懷疑的”。當然,這樣廣闊的思維、無拘無束的思想方法,與他一生的“外緣”大有關係。他曾說,“沒有香港就沒有饒宗頤”。這又是一個值得深思的話題。
饒教授也是詩人,他的名句“萬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有學者認為體現了一種對“超越性大智慧”的追尋。我想,這種追尋應是饒宗頤先生一個重要的精神特質。每個與之近距離接觸的人,都會感到他有一種超凡脫塵的“單純”和“自在”。而且,惟其具有大智慧,才深知人之淼小和脆弱。他對我說,“我這個地方(指《饒宗頤學術館》)叫小學”(該館外文名JAOTSUNG-IPETITEECOLE,HKU,其中PetiteEcole是“小學”之意),因為,“我不敢把自己放大,我說我還是一個小學生。”他也說自己“不敢寫自傳,沒有可傳之處,一切還在追求中”……
總之,“饒宗頤”是一個太豐富的話題,以下訪談,祇是不揣淺陋,探其萬一而已。
重新認識經書的價值對現代人有極大的啟發作用

采訪正文
王辛(以下簡稱王):您在北大百年校慶上的發言中提到,二十一世紀將是中國踏上一個“文藝復興”的時代,我們要重新塑造中華民族新時代的圣經,建立新經學。我對您的這個提法非常感興趣,據我瞭解,您對經學是非常重視的,您認為傳統文化與民族精神乃國本所系,“史”是事實和原本,“經”是從事實中提煉出來的思想精華,中國文化的主體是經學。是否可以這樣理解:重建新經學意味著重建中華民族的核心價值?

饒宗頤(以下簡稱饒):我那篇文章是在北大建校一百周年紀念會上的演講。因為,每個國家都有“經”啊!中國其實老早就有“經”,中國的“經”,日本人的皇帝到現在還在念,日本的年號就是從我們的古經來的,到今天還是。可是,我們自己卻不讀經。我覺得這是中國人應該反省的問題。
“經”的道理,經書是中華民族文化精華的寶庫,是國民思維模式、知識涵蘊的基礎,也是先哲道德關懷與睿智的核心精義、不廢江河的論著。重新認識經書的價值,在當前是有重要意義的。也就是說,經書有許多精義,對現代人有極大的啟發作用。現在出土的東西很多,增加我們對過去的瞭解。我舉個例子,好像《易經》,《易經》是中國第一個“經”,講“天人合一”。古代人所說的“天”,就是宇宙。人,在宇宙之中,很小很小,應該怎麼遵守宇宙的規律,來做事情?所以《易經》就是講怎樣“天人合一”的重要的一部書。
要對“經”重新做一次總檢討

王:那您能談談甚麼是新經學?新在哪嗎?

饒:經學的重建,是一件繁重而具創辟性的文化事業,不僅局限文字上的校勘解釋工作,更重要的是把過去經學的材料、經書構成的古代著作成員,重新做一次總檢討。我們不是有十三經嗎?建立新經學,不一定要十三經,可以多一點,也可以減一點。比如十三經最后一個是《爾雅》,《爾雅》是解釋“經”的訓詁,這個就可以不用。而一些思想性重要的出土文獻,比如像馬王堆的“經法”、“五行”等,就可以入“經”。
我為甚麼說二十一世紀將是我們國家踏上一個“文藝復興”的時代?因為一百多年來,出土的東西非常多,這些出土的東西,很多是漢代的竹簡、帛書,使我們可以接觸到漢代當時的東西(思想精華)。歐洲的文藝復興,就是因為很多老寫本、希臘的東西,保留在阿拉伯的寫本面。這些寫本,我在法國看了很多,就這麼大一本(饒做手勢比劃),古希臘的很多東西(思想精華)本來存在的,從那(阿拉伯老寫本)找回來。歐洲的文藝復興就起于這些老的寫本。也就是說,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是對古典的新發掘與認識,從古代文明的研究,為人類智識帶來極大的啟迪。現在我們情況也一樣。所以我們要趁這個機會,把“經”做一個新的整理。當然,我們對古代文獻不是不加一字地不給以批判,而是要推陳出新,與現代接軌,把保留在歷史記憶中的前人生命點滴寶貴經歷的膏腴,給以新的詮釋。我的意思是這樣。
老莊哲學自當列入新經體系

王:您所說的新經學,除了儒家經典,是否也包括道家、老莊哲學呢?

饒:儒、道兩家是中國本有文化的兩大宗教思想基礎,儒、道不相抵觸,可以互補,各有優越性,應予兼容并包。《老子》、《莊子》等書原已被前人確認為“經”,自當列入新的經書體系之內,作為重要成員。
我說經書對現代推進精神文明建設有積極性的重大作用。漢人比《五經》為五常,五常是很平常的道理,就是講人與人之間互相親愛、互相敬重、團結群眾、促進文明的總原則。這在科技領先的時代下,更當發揚光大,以免把人淪為物質的俘虜。道家以老子為首,《道德經》所講的道德是高一層次,使人不執著于人與人之間的爭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故儒家也奉其書為圭臬。可見前賢兼治孔、老,這是《老氏書》必列入“經”的主要理由。
要變“天人互害”為“天人互益”

王:您剛才談到“天人合人”,季羨林先生對中國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也非常重視,不過您多次談到“天人互益”的觀點,認為“天人合一”是精神境界,“天人互益”是行動境界。能不能請您談談這方面的看法?

 饒:季羨林先生在很多文章談到“天人合一”,我就說,我提出一個新的講法,算是對季老文章的注腳。你知道,古代人有占卦,周代的《易經》基本上是八個卦,八個卦又演變成六十四卦,分成上、下兩部分,乾代表天,坤代表地。現在出土的東西證明,夏代有占卦,殷代也有占卦,在排列上,殷代的排列是,坤在前,乾在后,也就是以地為主,因為古人認為,一切東西,包括吃的東西,都是從地生出來的,天太高了,所以以坤為主,先坤后乾。但是周代把它倒過來,我們今天通行的《易經》,第一個卦是乾卦,第二是坤卦,所謂天“健”,“天行健”,最后一個卦是“既濟”和“未濟”。“濟”是成功,事情已經做好了;“未濟”就是還有未來,還有很多要做。而今天出土的馬王堆,面《易》卦的排列,是漢代寫本,最后一個卦,是“益卦”。這個很有意思,它與今本《易》卦作結不同,但是異曲同工,“未濟”表示保留“有馀”,這是中國文化一大特色;“益”也是積極有建設性的觀念,我提“天人互益”,就是以“益卦”作為理論根據的。
我們今天世界上的麻煩,就是“天人互害”。我們做了很多事情,可以說是“傷天害理”,你把整個環境都改變了,破壞了,以致現在需要“環保”,這是人做出來的一個惡果,很壞的結果。我們對不住宇宙,這就是因為我們不懂“天人互益”,所以就“互害”了。所以我提倡“天人互益”,天同人互相補足,一切的事業,要從益人而不損人的原則出發,并以此為歸宿。這是從古本上得到的啟示,也可見古本的可貴。
中國文化的包容精神使自己立于不敗之地

王:您認為研究問題要窮其源,“源”清楚了,才能清楚“流”的脈絡。您運用甲骨文研究上古史,運用敦煌學研究中古史,都是追尋中華文明源頭的研究吧?此外,您非常重視“禮學”的研究,曾指出“‘禮’是貫穿中國歷史的大動脈,研究各個時期的歷史文化都應該把對禮學和禮制的研究作為一個重點。”以此反對用薩滿主義解釋中國古史,指出古代中國文明就相當發達,有一套立國治國的禮制。那麼,根據您的研究,您認為中華文明之所以能在世界獨一無二地持續幾千年不斷,奧妙是甚麼?

饒:這個問題很有意思。因為呢,中國人自古以來是不排拒別人的,而是包容、很廣義地吸收外來的東西。所以呢,很多方面,到今天,我們的文化成分比較複雜。實際上,我們吸收許多外國人的東西,最后變為我們自己的東西,使外來者同化了。這是因為中國文化有這種能力,讓別人感動、欣賞,才會有這種轉化。實際上,中國人老早就三教合一了,我們的文化,差不多有三分之一是印度的佛教,所以不瞭解佛教就不能瞭解中國文化。今天,我們有些東西(指中國傳統文化)西方還不太瞭解,連我們自己也不太瞭解,但我們一定會讓他們慢慢瞭解的。

王:您的詩句“萬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意味深長,令人深思,您能解釋一下這句詩的含義嗎?

饒:我是彈古琴的,(饒擅彈古琴,對中國古典音樂也深有研究--王注)有一次,我和學生在海上彈琴,做了(這)兩句詩,就是這樣來的。“萬古不磨”,就是中國人講的“不朽”,“不磨”,就是“不朽”的意思。中國人講“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強調地:)中國人講德,這是世界上沒有的。“德”很重要,“德”是第一,然后立功、立言。比如你寫幾句詩,大家都傳誦,這個也是“立言”啊。
“中流自在心”?我,做到萬分之一都沒有

王:那麼“中流自在心”呢?

饒:這個很有意思。今天講“很自在”,這是很淺的講法,(“中流自在心”)不是這個意思,這個“自在”,是佛教的話。我寫“心經簡林”,第一句就是“觀自在菩薩”,“自在”,就是像觀世音一樣。觀世音是怎麼來的呢?觀世音是印度的舞神Siva變來的,她有千手千眼,就是千手觀音。“自在”,就是佛的狀態,像觀世音的心態;“中流”,在水的一半,說明那種狀態有定力,有智慧,有忍耐,有六個波羅蜜,(即佈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佛教認為行者到達彼岸的無上法門--王注)就是“我”同別人不一樣“我”保持一種自在的心,是一種境界啊!

王:這好像很難做到。

饒:我自我體會、自我想像地去做。

王:那您認為您做到了嗎?

饒:(不假思索、很單純地:)我,做到萬分之一都沒有。
做學問要從“四面看”

王:您曾說,自己不論治學與創作,都可用顧愷之“遷想妙得”四個字概括。我想這是一種學問融會貫通的結果吧?您還說,“我一向喜歡用哲學的心態深入考察,而從上向下來看問題”。我對這句話很感興趣,怎麼“從上向下”呢?

饒:我不單是從上面看,我是從四面看。為甚麼呢?我的方法論和別人有點不太一樣。今天做學問的人--我不講誰啊,有個毛病,往往抓到一點,就把它擴大,強調這個東西。可是他忘記還有很多別的(方面)。這是誤導人家的。實際上,應該冷靜,應該全面地看,從上到下,從左到右,許多領域都是有聯繫的,要有耐心,不要抓一點就概全貌,把它當作主流,不應該這樣。這也因為大家都希望“創新”,所以“創新”搞不好也是一個害人的觀念,不能隨便亂創的,要看清楚(問題)。


王:您曾說“不敢寫自傳,沒有可傳之處,一切還在追求中”,令我非常感動。讀您的《文化之旅》,其中有些話,給我留下深刻印象。比如您在《皇門靜室的‘小學’》寫道:“人在天地之中淼小得像一個不可知的斑點,亦像一根蘆葦,很容易被一陣風所摧折”;“人是多麼脆弱而無知啊!人應該承認自己的淼小!”我想這是真正哲人、智者的感悟。您對儒、道、釋都有深研,您的“精神安頓”在哪一家呢?抑或三家兼而有之?

饒:我受佛教的影響很深,佛教、道教我都講。
(饒教授的女兒饒清芬老師這時對我說:“他是比較“三教”的。”)

王:您是“三教合一”了?

饒:“三教合一”?我其實不止“三教”。

王:還不止“三教”?

饒:“三教”已經很多了!(大家笑)

王:您的“心經簡林”(饒榜書“心經”全文,刻于三十八根巨形木柱上,立在香港大嶼山寶蓮禪寺附近,已成香江一大文化景觀--王注)意味深長,據知《心經》最深沉的意蘊在于“無掛礙”,這與孔子說的君子“無憂無懼”有甚麼區別?

饒:“無掛礙”中的“掛礙”,是指自己造出來的掛礙,與孔子的“無憂無懼”有區別。孔子重視的是人生的部分。

王:您有座右銘嗎?

饒:(很單純地:)座右銘?不敢有座右銘。(想了一下:)就是做事不要太計較,多做一些對人有益處的事情吧。

預定的采訪時間很快就到了。在立著饒公墨寶“慈悲喜舍”四字凋刻的《饒宗頤學術館》門前,我言猶未盡地與這位令人如沐春風的老人握手道別。
其實,不僅饒宗頤的學術寶藏值得探究,作為中國畫壇的丹青巨擘,篆、隸、楷、草皆揮灑的書法大家,其繪畫書法也大有奧妙所在。且說他的畫,一是充滿書卷氣,被稱為中國繪畫史上罕有之“學者畫”,二是求新求變,至今不已。得益于長期對敦煌學及敦煌藝術的研究,他開創了中國山水畫的“西北宗”畫法;緣于對禪學的深刻領悟,他推出中國禪畫的新境界;他與荷花也結緣甚深,筆下的荷花千姿百態,變化萬端,成為饒氏筆墨的一大特色。九十高齡后,饒教授去年在日本成功舉辦了題為“長流不息”的書畫展,今年十月,還將在北京故宮再次舉辦書畫展。可惜,今次未能就這方面的話題請教,但我期待著,金秋十月在京城,能一睹這位九二老人的最新佳作。
饒宗頤小檔桉
饒宗頤,字伯濂、選堂,號固庵,一九一七年生于廣東潮州,從事學術研究、藝術創作以及教學工作至今逾七十馀年,是享譽國內外的國學大師及書畫大家。
饒宗頤從小受家庭薰陶,打下深厚的國學基礎。他五歲讀古典小說、習書法,十二歲學繪畫,十五歲承父饒鍔遺志續編《潮州藝文志》,刊于《嶺南學報》,十八歲即以高中肄業之學歷受聘于中山大學廣東通志館任纂修,之后著作頻出,在多個學術領域始有建樹。
一九四九年移居香港后,先后在香港大學任講師、教授;香港中文大學任講座教授及系主任。期間多次游學世界,包括在日本東京大學、京都大學從事甲骨文研究;赴印度古梵文研究中心做學術研究;于法國巴黎、英國倫敦研究兩國所藏敦煌書稿;被新加坡大學聘為中文系首位講座教授及系主任;任美國耶魯大學研究院客座教授以及任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研究所教授,等等。
一九七八年從香港中文大學榮休后,又先后任教于法國高等研究院、法國高等實用研究院及日本京都大學、九州大學、北海道大學、澳門東亞大學等。期間獲巴黎索邦高等研究院頒授建院以來第一個授予外國人的人文科學榮譽國家博士學位及法國文化部頒授文學藝術騎士勛章。
一九九○年代始,先后受聘為廣州中山大學、南京大學、武漢大學、北京大學等多所國內大學名譽教授、講座教授等;并榮獲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澳門大學等多所大學授予榮譽文學博士、榮譽人文科學博士等。
二○○○年獲香港特區政府頒授“大紫荊勛章”。
二○○三年,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成立。
此外,從一九七八年始,前后在香港、曼谷、東京、新加坡、漢城、馬來西亞、澳門以及國內廣州、上海、北京等地舉辦書畫展。
饒宗頤一生“學藝雙攜”,主要學術著作彙集于《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全套共十四卷二十大冊,分為史溯、甲骨、簡帛學、經術、禮樂、宗教學、史學、中外關係史、敦煌學、潮學、目錄學、文學、詩詞學、藝術、文錄及詩詞等領域。此外,迄今出版專著七十馀種,發表論文五百多篇;目前仍在主編《敦煌吐魯番研究》及《補資治通鑒研究》且書畫創作不斷。
饒宗頤這樣一位傳奇性的人物,他那在許多人看來枯燥乏味、高深莫測的學問,對現代人究竟意味著什么?他獨特的學術道路和研究方法,對后輩學子的啓示又是什么?
“饒宗頤”是一個太豐富的話題,此訪談,只是不揣淺陋,探其萬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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